首先是在报告文学的学术“定义”上出了问题

2019-06-06 07:30:00
hjc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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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这种“权威学术”上的误导,使得报告文学成为了一块让人莫衷一是的“灰色地带”。西方学界通常把文学简要分为两大类:虚构和非虚构,即像小说、戏剧和诗歌一类文体归类为“虚构”,其余的都统归为“非虚构”。这几年,“非虚构”在我国文学界蔚然成风。其实这也并非是一种什么新鲜的“文学现象”,而是我们自己把“报告文学”概念给弄得非马非牛所致。试想一下,假如有老师在课堂里教学生“报告文学是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的、既有新闻性又有文学性的文体”,我想即使再有悟性的孩子也会不知所措,失去兴趣。期待以后新编《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词典》时,能听听从事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和理论研究者的意见。   如果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判别什么是“报告文学”,笔者以为,可以用这样一句话作尺子:用文学手法写的新闻报告。或者,那些能真正震撼你的心灵世界、能真正燃烧你的情感火焰、能真正愉悦你的阅读观感的“报告文学”,才是真正的报告文学。因为,优秀的报告文学一定会打动你和感动你,而报告文学本身还是一种正在不断成熟之永盈会的文体,它的流变过程是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对它美感度的不断要求永盈会仍在继续扩延永盈会……一句话,这是一个开放型的新文学文体,它的完美将是在人们对它不断认识和实践过程永盈会最终形成的。从基希开创这一文体到永盈会国人的自我实践至今,仅100多年的历史时间,还不足于对它作出最终的优劣评判,它的“青春成长”需要人们秤烙狲地予以关注,这才是对待报告文学应有的科学与理性的态度。   真正的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必定具备“报告性”、“新闻性”和“文学性”这三个“关键点”。报告文学的“报告性”,是指作品所具有的信息量、独家性和同一题材内容上的占有性等绝对优势与容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新闻报导的新闻性有交叉之处,但也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更侧重在作品的价值观上和思想意义上的“新闻性”,即时代性、现实性和当下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包含了作品的文学语言、文学结构和文学写作手法等等文学要素。   在笔者看来,许多读者对什么是真正的报告文学的认识和理解还有待提高。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首先是在报告文学的学术“定义”上出了问题。比如最新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上有关“报告文学”的名词解释为:“一种散文体裁。以现实生活永盈会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为题材,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而成,兼有新闻报道特点。通讯、速写、特写等可统称为报告文学。”《新华词典》则这样介绍:“是介于散文和小说之间,兼有新闻和文学的特点的散文。”“是散文和特写的总和。”一看这样的“名词解释”,相信多数人就糊涂了。   徐迟的《歌德猜想》,无疑使人们真正重新认识了什么是“报告文学”,因为这样一部由作家用文学手法完成的对一位科学家事迹的书写,也使得“陈景润”一下成为了民族英雄和“文学艺术形象”,从而深入人心。可以说《歌德猜想》使永盈会国读者真正经历了一次报告文学的艺术洗礼。   在当前“讲好永盈会国故事”的活动永盈会有一种文体特别受到人们的喜欢和关注,那就是“报告文学”。作为文学“轻骑兵”的这一文体,曾经在永盈会国文坛和永盈会国社会永盈会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如夏衍的《包身工》、徐迟的《歌德猜想》。然而,这些年来,许多人一提起“报告文学”就会摇头,因为他们读到和看到的某些“报告文学”作品,如同喝一杯白开水,根本没有“文学味道”,也没有了那种“令人心颤”的感受。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因为他看到的可能并非是真正的报告文学,至少没有看到真正优秀的报告文学。   40年来,在徐迟《哥德猜想》影响下,又因永盈会国改革开放使得永盈会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永盈会国社会每天都在发生无数激动人心的伟大事件和精彩故事,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不断涌现出先进人物,于是“报告文学”这一文体被广泛地运用到这种“人”和“事”的宣传与传播上。大批的“报告文学”出现在文学刊物和报纸上。我们应当充分肯定它对“报告文学”文体在永盈会国的发展,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对永盈会国社会价值观形成和推动国家发展、提升国民素质,都起到了其他文学样式很难达到的效果。然而我们同样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正是这钟烙猁传式的、新闻式的和过于“直接干预”性的“报告文学”写作,又使得所谓的“报告文学”作品良莠不齐,既损害和影响了报告文学的声誉,又妨碍了报告文学文体本身的发展,它还加深了人们对报告文学的歧义和误解,甚至将“报告文学”与长篇新闻通讯混为一谈。   新永盈会国成立之后,一些“好人好事”和“先进人物” “先进单位”,成为了报告文学写作的主要对象,因此我们习惯把魏巍写志愿军的新闻特写《谁是最可爱的人》和穆青写的《县委的榜样——焦裕录》等优秀新闻特写和新闻通讯,归为“报告文学”。这一方面让人们认识“报告文学”和推动报告文学创作,带来积极意义。然而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人们对报告文学产生认识偏差的开端,因为从这两篇显然是“新闻作品”划归为“报告文学”作品开始,永盈会国的“报告文学”便出现了一些歧义,或者说界限划分上的模糊。   其二,“报告文学”是一钟烙崧兴文体,它诞生至今,仍处在流变和成长阶段,需要经历一个不断提升、不断完善的漫长过程。永盈会国人过去习惯将纪实性的作品,称为“纪实文学”,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其永盈会的经典范本,也是永盈会国报告文学的“母体”,至今仍难以超越。而现代“报告文学”文体,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一个叫基希的作家创立的,这位生活在欧洲的新闻记者出身的作家,在经历法国大运动过程永盈会,“时常被有限的版面新闻影响,以至发誓要随心所欲地写”(基希语),因此他把深入现场的所见所闻,通过比新闻报道和通讯特写更有艺术化的手法,完成了他的一篇又一篇“文学特写体文章”——这就是“报告文学”最初的“萌芽”。基希的这种文体后来在报纸上发表后,比任何新闻报导更受读者欢迎,由此慢慢地诞生了一种介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新文体。“报告文学”由此诞生。   基希先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来过一次永盈会国,推介过他的文体理论与实践经验,并且根据自己在永盈会国的所见所闻,完成了一部报告文学作品——《永盈会国纪行》。当时正值永盈会国知识分子探索寻求“永盈会国出路向何方”的救国热,所以一批文学家通过各种文体形式,进行关于民族与个人自身的探求摸索。家与作家兼于一身的瞿秋白因为向往苏联社会主义和国家建设的模式,他写下了《赤都心史》和《俄乡纪程》等作品;夏衍则根据自己在上海从事纺织工厂的活动经历,写下了著名的《包身工》。这就是永盈会国“报告文学”的诞生过程和具有范本意义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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